《国际经济评论》张永生、巢清尘、陈迎、王谋、张莹、禹湘：中国实现碳中和的重大机遇和挑战（缩略版）

编者按：2021 年3 月5 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RIEco）和《国际经济评论》编辑部组织召开“RIEco 政策圆桌会”，就碳中和对中国及全球气候治理和绿色转型的影响进行深入讨论。以下为经过发言人审定的观点汇总。

中国2030年碳达峰和2060年碳中和目标，是中央经过深思熟虑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体现了中国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大国担当、对未来世界发展方向的远见，以及对中国绿色转型的战略自信。十八大后，中国发展理念发生根本性变化，环境保护不再被视为经济发展的负担，而是被视为高质量发展的驱动力。减排也从过去的“要我减”，更多地变成“我要减”。目前，全球已有120多个国家以不同方式提出了碳中和目标。全球范围碳中和共识的形成，标志着传统工业时代的落幕，一个新发展时代的开启。碳中和是对整个发展范式的重新定义和塑造，是生产生活方式的“自我革命”，既是前所未有的挑战，更是中国的战略机遇。在未来绿色转型和全球气候治理的过程中，中国有可能担任全球引领者的角色。

引用来源：张永生、巢清尘、陈迎、张建宇、王谋、张莹、禹湘：“中国碳中和：引领全球气候治理和绿色转型”，《国际经济评论》2021年第3期，第9~26页.

张永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所长）

一是如何认识碳中和的机遇和挑战。碳中和是战略考虑，意味着战略机遇。需要明确的是，我们讨论碳中和的机遇和挑战，并不是说对比一下机遇和挑战，由于机遇大于挑战所以才选择实现碳中和，而是说碳中和是必须要走的路，这条路背后有着大量的机遇，当然也是巨大挑战。碳中和不是一道“要不要”的选择题，而是一道“如何实现”的应用题。实现碳中和发展范式的转变是中国不得不做的事情，是全人类必须要实现的转变。新旧转变意味着经济发展内容和方式的重新塑造，孕育着大量机遇，也面临诸多挑战。

二是不能仅从GDP增长的狭隘视角来看碳中和的机遇。这里面有两个问题：其一是现有 GDP 中的一部分内容，更多的只是商业上的成功，对增进社会福祉并不总是有用，个别甚至有害（如烟草、垃圾食品等）；其二是经济增长的最终目的是增强人类福祉，而福祉又包含很多无法市场化和商业化的内容，例如生态环境、文化以及一些社会公共品。过去传统工业化道路不太强调这两个问题，可能是“高增长、低福祉”的路径，而现在理想的路径是“高增长、高福祉”，其中非商业化的内容也非常重要。当然，高增长也是相对的，中国增长速度不可能再回到过去。因此，一方面，需要用不同指标测度经济发展绩效；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需要改变发展理念，在高质量发展和传统工业化路径之间做出取舍。 

三是碳中和机遇蕴含在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转变过程中。其一是生产方式的转变，即用更绿色、更先进的技术去生产，这里面蕴含大量的机遇。大部分产品最开始在市场中出现时都是奢侈品，价格较高；但在市场机制作用下，随着分工和专业化的演进，成本会大幅下降。例如，新能源汽车的市场从无到有，成本由高到低大幅下降。其他绿色技术、绿色产品的发展也是如此。其二是生活方式的转变中蕴含大量的机遇。仅仅有生产方式的转变对于实现碳中和是不够的，生产方式的转变有时候可能会更多地刺激生产和消费的扩张，就像前面讲的“杰文斯悖论”一 样，最后不一定会有利于改善环境。实现碳中和，必须伴随着生活方式的转变。关于美好生活的定义和价值观念 若不发生改变，单纯依靠技术去实现经济发展和资源消耗的脱钩，将非常困难，甚至可以说是不可能的。

四是在碳中和机遇的实现机制中，预期非常重要。如果社会上存在碳中和的稳定预期，认为世界会朝这个方向发展，那么企业就会在这个方向上寻找商业机会，相关投资也会跟进，整个发展内容会随之发生变化，预期就会自我实现。这种发展范式的转变，是从一种状态跳到另外一种状态，新的局面被打开。绿色发展需要行动。但是，在没有看到足够的绿色发展证据时，政府或企业往往担心风险过大而不采取行动。由此会进入一个矛盾境地，即没有证据就没有行动，没有行动也就没有证据。这时候，就需要有远见卓识的领导人和企业家，他们能看到别人看不见的机遇，能够预见到一旦采取某些措施就会出现新的局面。绿色转型其实非常考验领导人的远见卓识和发展理念，而发展愿景往往具有“自我实现”（self-fulfilling）的机制。至于具体实现路径，我们无法准确预见从现在到 2060 年碳中和会如何发生、哪类技术或新产品会出现。但是，基于对市场机制的理解，坚信在施加碳中和的新约束条件后，只要让市场充分发挥作用，政府更好地发挥作用，就会有很多想象不到的大量绿色新需求和新供给出现。就像改革开放之初，没有人预料 40 年后今天的巨大变化一样。 

五是要理解碳达峰和碳中和的关系。碳达峰和碳中和是两个不同性质的概念。不是说先碳达峰，然后再讨论如何实现碳中和，而是从现在就要开始以碳中和的发展范式来考虑碳达峰的问题。要从现在开始制定碳中和的目标，碳达峰只是碳中和的一 个过程。现在很多人讨论，发达国家从碳达峰到碳中和至少用了 40 年时间，有的长达 70 年，而中国只有 30 年的时间。时间短当然意味着挑战也大，但同时也意味着还没有锁定在高碳状态，转型成本相对较低，并且在很多方面可以实现蛙跳式发展。如果碳达峰以后仍延续传统的发展模式，那么碳达峰后 100 年也不会自动走到碳中和， 反倒会锁定在高碳状态。一些人认为碳达峰到碳中和的时间长短很重要，背后的依据就是所谓碳排放的环境库兹涅茨倒 U 型曲线（EKC）。但是，这个曲线是有问题的。如果发达国家没有贸易自由化和产业转移，是很难出现所谓“倒 U 型曲 线”的。如果看发达国家的消费端，就会发现其碳排放一直在上升，可能在一定阶段会出现平台期，碳排放增长会缓慢一点，但很难大幅下降。如果不彻底转变发展内容，是不可能自动减少到低碳甚至零碳状态的。从碳达峰到碳中和，不是一个自然过渡。要实现碳达峰，在传统工业化模式下就可以实现，只是加一把劲会实现早达峰或低峰值的问题。实现碳中和则不同。中国目前的 100 亿吨碳排放，2060 年前都要通过减排或中和的方式实现净零排放。中国目前 100 万亿元 GDP 的经济大厦，就是建立在大约 100 亿吨碳排放的基础上。碳中和意味着，整个经济大厦的基础要发生彻底改变，这会给中国经济带来脱胎换骨的变化。

六是实现碳中和最大的挑战不在于生产技术，而是生活方式、发展观念的转变。人们对于现代化的理解，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发展内容、商业模式、利益格局、体制机制，都要发生巨大变化。我们从小生活的世界以及接受的关于世界的知识，很大程度上都形成于传统工业时代。现在要转变到新绿色发展时代，新旧发展模式转换的基础条件还有很多都不具备。这些挑战反映在很多具体环节。所以我们做研究的过程中，有时很乐观，有时又比较悲观。乐观的是，能够通过专业知识看到人类发展面临的危机及其根源，并知道彼岸在哪里；但悲观的是，从此岸到彼岸，需要一个梯子。这不是学者能做的，需要政治家和全社会的一致行动。各种不确定性交织在一起，如何找到有效的路径就是一个大的挑战。 

巢清尘（国家气候中心研究员）

欧盟之所以是气候变化的旗手，我的理解有三个维度。一是欧洲所处的气候带，受气候变化的影响最为敏感，因此对气候问题非常关注。二是欧洲的环保技术全球领先，出于将来技术出口、技术竞争的一系列考量。三是气候变化问题是一个最能体现道德制高点的领域，欧盟期望以气候变化为切入点来推动获取更多国际政治的主导力。

对于中国而言，首先，从气候环境角度来看，中国也受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处于全球气候的敏感区。应对气候变化对老百姓来说最重要的好处是环境改善。2013年大范围雾霾提醒了全国人民重视环境和气候问题。环境保护是非常重要的国家主导政策，但气候变化似乎在之前两三年没有得到强调。现在国家提出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后，实际上是从污染防治的源头去考虑“2035年美丽中国建设”的问题了。其次，从技术角度来看，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的实现对绿色低碳产业相关的基础设施投资和建设会起到很大的带动作用，这些也是新一轮技术革命中的重要方向。以互联网、物联网为代表的高科技新兴产业，包括智能电网、智能交通，将迎来重大发展机遇。新能源的转型将带动一大批就业，新技术产业将推动整个社会经济发展迎来重要契机。最后，从国际政治角度来看，以保护地球、保护气候作为道德制高点符合普适人类价值观，所涉及的理念、观念变化将带来治理结构和投资导向的变化。这些变化会对未来中国的全方位可持续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

中国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面临的挑战也很多。从发展阶段上，发达国家从碳达峰到碳中和基本是40~70年，而中国只有30年左右的时间。从资源禀赋上，在中国能源结构的一次能源中，化石燃料占比约85%，转型可谓不易。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的惯性要持续一段时间，未来经济发展要维持不断增长，能源消费量还会继续增长。一些新技术如碳捕获、收集和封存（CCS）技术，尚未达到大规模普及的程度，空气捕获技术（DAC）更是需要加强研究。实现碳中和，负排放需要依靠生物质能加碳捕获、收集和封存（BECCS）技术，这涉及土地供给的约束。此外，中国还面临国际压力的挑战。中国提出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后，国际先是叫好声一片，但随后就有舆论质疑中国碳达峰和碳中和的时间点。这些都需要加强解释、增进互信。

最后，从转型路径的角度，中国必须要尽早实现碳达峰，才能为碳中和赢得先机。这意味着2025－2035年是非常关键的时期，是从美丽中国到后现代化建设里最重要的时间窗口。

陈迎（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研究员）

碳达峰和碳中和是一个目标的两个阶段，一定不要割裂来看。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碳达峰、碳中和工作列成八大重点任务之一，就是看到了其紧迫性，必须要从现在开始布局，“十四五”期间非常关键。如果还任由经济在原来的发展道路上前进，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后，一些地方极力拉动经济增长，很容易重蹈高碳发展的覆辙。如果不能尽早碳达峰，将对后续的碳中和目标造成更大压力。因此，必须要以碳中和目标为约束来指导近期的碳达峰行动。

摆在眼前的一个巨大挑战是所谓“绿色复苏”。实际上，新冠肺炎疫情经过两三个月就在中国被控制住了，中国经济反弹太快，还来不及绿色转型就已经复苏了。到2020年5月，中国的碳排放就已经达到了上年同期水平，下半年的碳排放水平超过上年同期。中国还来不及进行绿色转型布局，经济就基本上在原有模式下复苏了。因此，2021年要立即做好碳达峰、碳中和的战略部署，“十四五”期间各地规划产业布局时都要贯彻碳达峰、碳中和的思想。现在基层对于碳达峰、碳中和的理解还差得太远。2021年全国“两会”之后，中央的声音进一步传递到地方。希望我跟巣清尘主任主编的《碳达峰、碳中和100问》[]的科普读物能在社会基层广泛传播和普及。毕竟社会发展有很强的惯性，好的理念需要真正落实到具体行动不可能一蹴而就。

长期来看，碳中和的挑战与机遇对于不同行业是不一样的。在充分肯定未来发展机遇的前提下，对眼前巨大的挑战要有充分的准备。如果不能通过转型发展渡过眼前的难关，也就等不到未来的机遇。面临挑战最大的传统行业应该是煤基产业，涉及采煤、运输、转化、利用以及煤化工等众多环节的产业链。煤基产业在中国的经济体系里占有重要地位。2020年，煤炭总消费量占比56.8%，煤电装机容量占比49.1%，煤电的发电量占比60.8%，煤化工还提供了千家万户需要的各种各样的产品。[]庞大的煤基产业不是可以说关就关、说停就停、说不要就不要的。转型过程中也面临风险，公正转型是一个巨大挑战。煤基产业链中都是大型国企，它们高度关注和重视碳中和目标对自身发展和企业转型的重大影响，很快就组织人员研究。未来，在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能源体系建设中，煤电在一定历史阶段仍要发挥保障供电安全的“压舱石”作用。对于煤炭产业的大国企而言，转型发展也面临很多机遇，除了增加新能源投资之外，由于自身现有碳排放量巨大，在碳交易市场有很强的话语权。只要转型得快、应对得当，相比其他公司就能够形成相对优势。此外，针对未来CCS的技术需求，这些大国企还可以发挥技术创新的优势，利用拥有的技术储备和商业化的优质条件，通过技术和服务谋取利润。

最后，关于生活方式的转变也是实现碳中和目标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印象中，美国人普遍缺乏环境保护的情怀，没有为全球低碳做贡献的理念，固守高碳生活所带来的舒适感。欧洲生活品质也很高，但相对比较低碳。中国现在确实处于一个十字路口，是按照美国那样的生活方式才叫幸福生活，还是可以结合中国的文化和国情，在改善物质生活的基础上克制地过一种比较简约、低碳的生活？关键在于教育和宣传。目前网络购物便利，加上铺天盖地的宣传，在拉动消费的同时绿色低碳消费的声音很弱。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并不排斥物质享受带来的幸福，但进入全面小康社会，应更加强调用可持续、绿色消费的理念过简约的生活获得精神上的追求和满足。中国要避免走到高碳生活方式再回头，而是应该从现在开始直接走向比较绿色简约可持续的生活方式。

王谋（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研究员）

尽管碳达峰和碳中和是一个目标的两个阶段，但从机遇和挑战分析的角度来看，不同阶段面临的问题不一样，需要做不同的事情。

2030年前也就是碳达峰的实现过程中，中国经济社会总体还处于发展中国家阶段，面临产业、技术升级，区域发展不均衡等问题，也面临资源环境约束，如何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气候、环境协同治理是最大的挑战。尤其是在中国的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地方政府和居民对经济增长的渴望非常强烈，但环境意识相对薄弱，容易产生不理性投资以及因此产生的技术锁定效应，需要更长的时间来消化这些投资造成的环境负面影响。因此，虽然碳达峰被认为是按照中国当前经济社会既定发展惯性推进即可能实现，但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发展路径和选择仍需重点关注和把控。

碳达峰之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可能达到新的水平，整体进入高收入水平国家行列，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基本实现。经济社会发展质量和效率的提升代替经济规模和总量的快速增长成为发展方向，生态文明建设也将进入转变经济社会发展范式的新阶段。这些新形势将为碳中和目标的实现提供积极支持。技术领域，在实现碳达峰目标之后，中国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将进一步缩小，创新能力显著增强，部分领域如可再生能源技术等甚至可能全球领先，可以降低中国实现碳中和目标的成本，甚至引领全球碳中和行动中的部分进程。

张莹（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副研究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原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长期关注与研究气候变化对就业的影响。从研究结论看，不管是从国际还是国内来看，积极采取举措来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就业影响利大于弊，机遇大于挑战。但在就业的创造和减少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上，存在一些错配问题。

一是行业错配。一些行业会面临很大的发展机遇，但另一些行业会受到很大的负面冲击，甚至会慢慢退出历史舞台。

二是时间错配。在绿色投资对经济和就业产生正面影响之前，一些高耗能项目和产业退出的负面影响会很直接、更快地反映出来。机遇的实现有时滞、是一个长期过程，挑战的到来会更早一些。

三是空间错配。碳中和带动可再生能源领域的相关行业发展，例如江浙地区的太阳能行业、京津冀地区的风电行业等，但山西等其他主要依赖煤炭资源禀赋的地区却缺乏可再生能源。从空间上来说，有一些地区可以迎接碳中和的机遇，另外一些地区却只能面临碳中和的挑战。如何帮扶那些过去依靠传统化石能源及相关行业产业链的地区实现转型也是一个问题。

四是就业技能和能力水平的错配。尽管为了实现碳中和目标，会创造大量新的就业机会，但很多需要专业的技能水平，因为能源转型受影响群体很难在碳中和新时代里找到新工作，需要针对这些群体加强技能培训帮助他们实现再就业，以确保没有人会被时代转型的大潮落下。

禹湘（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副研究员）

工业碳排放占中国整体碳排放总量的70%以上，是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最为重要的领域之一。工业碳达峰目标的实现不仅关系中国碳达峰目标的实现，也影响全球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进展。当前的国际产业分工格局正在重塑，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与中国“加快建设制造强国”的过程形成历史性交汇，要缓解在全球温室气候排放等问题上的国际压力，迫切需要实现工业发展的绿色转型。

因此，应对当前气候治理国际形势，履行中国自身减排承诺，中国工业的发展既需要考虑国际社会的期待，还需要考虑国内亟待寻找新的经济增长动力推动疫情后经济复苏和持续高质量发展。如何将中国工业实现碳达锋和碳中和与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总体目标和中国经济发展的目标相适应，必然会对中国工业未来发展战略和方式提出新的挑战。传统的环境经济学把碳排放当作经济增长的外部性因素，将无法满足未来碳中和实现路径的需求，中国的低碳发展之路将是以碳减排带来的技术革新、就业增长、福祉提升等驱动的经济增长。工业加速绿色低碳转型将是带动中国碳减排及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泉。

未来，工业实现碳中和可以从工业生产基本单元入手，推动零碳工厂、零碳园区、零碳产业的创建，同步发挥需求侧对生产侧的拉动作用，依托新能源车、可再生能源大规模使用等消费环节的推动。技术创新在工业实现碳中和的过程中尤为重要，通过技术创新驱动工业整体绿色转型，充分利用技术发展和科技创新实现工业净零碳发展，推动技术成本快速下降，进而促进高耗能、高污染、高排放产业往附加值高、环境成本低的方向发展。推动气候变化全面融入工业产业建设发展及转型升级工作，实现应对气候变化各方面与工业产业的协同发力，推动工业产业沿着绿色低碳循环轨道持续发展。